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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汝伦 狂者的世界

更新时间: 2019-09-10

  社会矛盾丛生、共识匮乏、理想失落之时,哲学家应该站出来讲话,所以,张汝伦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:理想、道义、崇高、生命的意义等,重新植入人心。

  1953年生于上海。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,先后获硕士和博士学位。1988年赴德国,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。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4月初,其新著《释义》即将上市,一百多万字,写了8年。

  2012年2月27日,复旦大学西光华楼305教室,新学期第一堂德国古典哲学课。张汝伦带来一本黄色硬皮封面、页面泛黄的《小逻辑》,翻到某页,开始朗读40年前在淮北农村初遇即为之动容的段落——1818年10月22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:

  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,尚没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狭隘目的系统的束缚,而且还有从事于无关自己利益的科学工作的自由。

  我首先要求诸君信任科学,相信理性,信任自己并相信自己。追求真理的勇气,相信精神的力量,乃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条件。人应尊敬他自己,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。精神的伟大和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觑的。

 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的句子抽象、晦涩,它们的意思,对应于底下满室的iPad、触屏手机、Hello Kitty文具,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,但在张汝伦元气充沛、朗声动情的宣读之下,别有一种力量。

  30年来,张汝伦一次次在课堂上、开奖记录,演讲中带出他的青春,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参照。

  我看王安忆的《69届初中生》很亲切。上海69届下乡的比例是百分之百。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阳专区太和县,靠近河南省的一个穷地方,土地贫瘠,种不出东西。许多年后母亲说,你下乡时我们有万箭钻心之痛,是因为你不能受教育了。

  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学生,父亲在工厂,母亲是教师。父母平时的言行态度透露着,他们所尊重和推崇的,都是读书人。记得杨振宁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,父亲说,这是真孝。

  下乡之前我基本上是以书店为家的。那时还有一些旧时代的老人——你不晓得他是什么身份,可能从前是洋行的高级职员,也可能是北洋军阀的后代——有学问。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来,一支雪茄,一根拐杖,跟我们一样,他不买,只是翻各种书,你愿意聊,他就跟你聊,我最初的国学知识就是从他那里来的。我的哲学知识也从书店里来——有人告诉我康德有三大批判,又有人说,有个人比康德还了不起,叫黑格尔

  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,春节我回上海探亲,看到《参考消息》上说,北京书店里可以买到汉译西方名著了。我想北京开放了,上海一定开放,第二天一大早赶到南京东路书店,果然!那里可以买到孟德斯鸠《论法的精神》,还有卢梭的、洛克的、康德的一下子买了好多。虽然当时接受起来还有困难,但跟平常看到的“东风吹战鼓擂”完全是两个世界!它给你打开了一种文明呵。

  我儿子小时候不理解:饭都吃不饱,怎么有心思看这种书。我跟他讲:我在书里看到人类最好的东西,是好东西,我就要拥有它。有它们做启蒙老师,还有什么话好讲,你不会只看到个人那点事,会把自己放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去考虑问题。

  1979年,高考不理想,张汝伦入安徽芜湖师专读英文专科。这点挫折不算什么,他与同一批进校的心气颇高的知青一样,都明白自己的归宿不在那里。

  说到心高气傲,小学生时代他就觉得天下没什么事能难倒他。青年时代,“错误地认为接近知名学者就是攀附”,被朋友领到王元化先生家后一言不发,以至于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后,元化先生怎么也想不起数年前此人曾来造访。前不久学生问他,年轻时对自己有怎样的期望,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成为一个伟大的人。”

  “不管有没有恢复高考或者改革开放,我想我都会走哲学这条路。在哲学里,我看到了我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其他门类,像文学、音乐、艺术里看到的一切好东西,哲学最能满足我,而且它比较难,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东西。”

  对文学、艺术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戏剧,他都有兴趣进入,“感觉它们都是在讲形式。接触西方文化越久,越能体会到形式的重要。”

  研究生时代他声名在外:狂。1986年12月6日的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有一篇记述他的小文《狂者进取》,作者陆灏借夫子之言来理解其“狂”。当时,张汝伦刚刚发表一系列解读尼采的文章。待他留校任教,渐渐有了名号:复旦的尼采。

  那时候,李泽厚先生到复旦讲学,问:海德格尔的“存在”是什么?张汝伦答: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提出,在海德格尔那里,存在不是what,而是how。

  在学生时代,张汝伦的演讲场面就很可观,朋友笑他“煽动力这么强,不搞政治可惜了”。他1米65的身躯里浓缩着激情、求知欲、批判力和理想主义,仿佛象牙塔里一座会移动的火山。

  1988年,张汝伦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,受教于两位导师:一位是Bubner教授,伽达默尔的弟子;一位是冯赫尔曼教授,海德格尔晚年的助手,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编者。

  张汝伦不止一次向学生描述Bubner教授开讲《存在与时间》的景象:教室里坐满,地板上坐满,然后延伸到讲台四周,以至于Bubner先生转身、挪动都有困难。

  1989年海德格尔诞辰一百周年时,德国出版其著作《哲学贡献》(全集第65卷),被认为是仅次于《存在与时间》的重要著作。此书极难读,冯赫尔曼教授开了一个研究生讨论班,下午5点到8点上课。有一位老太太,驼背,拄双拐,风雨无阻来听课。“因为上完课跟她搭同一路电车回家,所以印象深刻。她不要学位,也没别的想法,就是求知。”

  德国人严肃古板、不苟言笑,但这个民族对思想的热爱、对问题的穷尽,令他喟叹。康德的先验方法论、黑格尔的大小逻辑、一战后德国思想界生成的所谓“1918年人”,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气息——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

  在旁人眼里,谈起理想、道德、人等等与哲学有关的命题,他“凛然不可侵犯”;谈起周遭丑恶,他每作狮吼。“作狮子吼”,这是他的词汇,用在他欣赏的一类人身上:熊十力、梁潄溟、苏珊桑塔格、费希特他赞成“我批评你不留情面,就像你批评我不留情面”的风范,压根儿没想做一个虚心谨慎、四平八稳、看眼色行事的学院中人。所以,他得罪不少人;所以,当他将开《论语》课时,有同学私下议论:且看老张怎样讲解“温良恭俭让”。

  张汝伦脾气不好,常常骂人,有时候一句话讲得不对他就翻脸——有学生说,他其实是孩子脾气,阴晴圆缺都在脸上,直来直去。学生私下也交流:去请教张老师,千万不能谦虚,起首就讲“我书读得不多”,张老师多半眼睛一瞪,没好气地请你先回去读书。

  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将至。同事看不懂,“一把年纪了,上课还那么激动。”他上课中气之足、身心之投入,实不多见。有一次,收上来的作业表明同学们对“观念”的理解不过关,他半夜醒来仍在苦想,第二天把咀嚼后的“观念就是事物向我们呈现的形式”写在黑板上。一不小心,他也会在讲台上漏出一句:“我是爱你们的。”

  这种爱,表现在他的备课讲义里,表现在针砭时弊的淋漓中,表现在对北校门卖螃蟹的博士生、热衷于炒股的数学系高才生、忙着找工作而无心上课的实用主义学生的痛骂里。

  痛骂,是与时代潮流相反的牵引之力,蕴含一种奇特的磁场。他的课常常人满为患,有从外校来的,也有中年面孔。这学期开讲《德国古典哲学》,正式选修的是8位,来听课的却有130多位,不得已,换到大教室。2011年,他被选为复旦最受喜爱的研究生导师之一,得票数名列前三。

  他也是高校学生团体最喜欢邀请的演讲者。“不喜欢扮演青年导师”,但每每有推不掉的人情或架不住的热情,又会出现在演讲台上。他喜欢现场那种心灵间的互动。他说,接触学生,对他们有帮助,那种成就感不亚于撰文著书。

  康德、蒙田,以及斯多亚学派的哲人说: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,而是制作人格;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役和疆土,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;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。科学是硬心肠的、技术是冷冰冰的,这世界需要一点人文精神。张汝伦嬉怒笑骂、苦口婆心、翻来覆去讲的,也就是这些。他试图将已被时代抛弃的旧词语:理想、道义、崇高、生命的意义重新植入人心。他反复告诉学生:生命不等于生计,生命的本质是自由。

  张汝伦:信和疑。像康德和黑格尔,你看他们的书,一上来就是许多的疑。尼采也是有疑有信,有破有立。疑和信相互支撑,才能成就一个学者。没有疑的信,是盲信。中国现在这票朋友,聪明啊,只要把流行的意见用自己的话讲一遍,就变成他的“信”。这里面有两种情况,一种是水平不够,一种是出于某种目的假装信——当然这可能是人类的常态。

  学者真要有点自己的东西,我想还是要“独”一点,冷清一点。如果走到东走到西,都是座上客,哪怕有八辈子武功,迟早都会废掉。

  18世纪以来,人类的思维水平在不断下降。表现在日常生活里,就是大家都没有思考的习惯,人云亦云。媒体尤其如此,什么事情发生了,先找专家说说。有一次记者打电话给我:张老师,延安中路绿地放了几只天鹅,请您谈谈看法。我也不生气了,跟他讲,地铁里随便找个人,都能讲清楚的。

  晚清有识之士就看到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启民智,但我理解不是向民众灌输思想,而是让民众养成批判思维的习惯。我为什么这么卖力讲课,就是希望我的学生里能出一些哲学水准较高的人——这种人多出20个好了——如果他们有公共关怀的话,进入公共领域发言的时候,可能情况就会改观。

  在人类文明历史上,那些最被铭记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思想类型的,远的不说了,近代有哈贝马斯、罗尔斯、以塞亚伯林、理查德罗蒂、查尔斯泰勒不管政治立场是左还是右。如果一个国家推向前台尽是些研究斗蟋蟀的、种菊花的、收藏明代家具的文化英雄,我就觉得有点可疑了。

  张汝伦:有人说,多跟领导接近,自由派多跟老板打交道。我可能读书中了毒,比较幼稚,就相信知识分子应该始终独立,责任有两个:一是替没办法发声的人讲话,二是担当社会的良心。

  现在左右都有一个想法,人是阶级利益的代表,现在这些思想阵营已经划好,只要站站队就行了。其实,我认为左和右都是现代性一根藤上结的瓜,是一币的两面。如果抽象地讲,每一派我都有赞同的东西,但它们的理念,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的手段,包括它们的逻辑都是现代性的,我是都不同意的。

  有时候我也怀疑,高唱这主义那主义的人,也许什么都不信。所以说中国缺少真正的知识分子。都是领导,但中国就出不了帕斯捷尔纳克,出不了茨维塔耶娃。这恐怕跟制度没什么关系,有更深层的原因。张东荪讲过,“五四”以后再也没有像他老师梁启超那样的人,有“高尚洁白的心胸,昂首天外的气概”。我至今记得1980年央视转播萨特去世、巴黎五六万人给他送葬的壮观场面,总统国王的葬礼也没这么多人。都去了,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场,但作为知识分子,他够格。他能写出那种东西,背后是有理想支撑的。

  张汝伦:就是拿不出让人感动的东西。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,这些人真是“人类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”,而且超越了个人的际遇、一己的苦难。我们现在的人,不晓得好糗,那只胃口好像就接受不了崇高的东西了。

  人物周刊:从1980年代的“纯真”、“理想”到现在它们贬值,不过短短30年。

  张汝伦:现在是缺少做梦的人,缺少理想主义者——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。常说,西方有为真理而真理的人,而中国人没有这种思维习惯,追求实用者居多。但翻翻中国历史,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、“朝闻道,夕可死矣”的人是有的啊——南宋时,岳蔍书院的山长张栻,跟朱熹关于《中庸》里“已发”、“未发”的问题有不同看法,于是提议二人当面讨论。朱熹骑着马从福建到长沙,走了一个多月。四面八方的读书人也骑马、步行赶去听。一个土台,两把椅子今天还在。除了吃饭、睡觉,两个人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夜,底下的人也听了三天三夜,跟他们同来的马,把前面两口池塘里的水都喝干了。

  张汝伦:大学今天的问题在于教的人和学的人大多都没有神圣感,向道之心没了。我有时候跟学生讲,我们相聚在这里为了一个东西:道!就是真理。

  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,首先要想想,这是一个怎样的人。熊十力的文字背后有一种天地英雄之气,不是学院里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。这背后,是一种淋漓的生命元气,它在今天的学术工业中越来越萎缩、式微。

  张中行晚年回忆老师熊十力,说老师真是很可怜——特别不会照顾自己,而且从来就是一个字:穷。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袄,里面没有衬的。熊师母要去北京照顾他,他坚决不要,他跟张中行讲,她来照顾我,我总要跟她讲话,总要耗掉一点时间吧,没必要。他有使命感,觉得老天爷就是要他为中国做事情的,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学问上。

  古今中外大哲都是这样。萨特晚年写《辩证理性批判》时,身体已经很差了,大把大把吃激素,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。别人问他,你还要不要命了,他反问,一个人要命是为了什么? 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后,跟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说,你这里查资料方便,也清静,给我留间工作室——拼命在那里写他的《性史》。

  有一种西方来的论调,一个人的水平跟他这个人没有关系——错!学问在一般的阶段,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,但想攀登顶峰,知、情、意中的情和意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看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,黑格尔的《精神现象学》、“大小逻辑”,虽然不像诗歌小说那样感性和容易接近,但如果你有心,会被它感动。我十七八岁就读黑格尔,现在想来,可能读懂的部分很少,但从此一辈子就被它迷住了,因为它内在有一种日常生活中缺少的崇高的气味。你会感觉到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,你会觉得,做人当如是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出那样的丰功伟业来,但至少可以向这种生活靠一靠。

  哲学应该对认识生命有所贡献。它不是形上、形下、先验、超验这类抽象概念的游戏,它是一种对自由生活的追求,是一种道德的事业,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  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,我们遇到的挑战是,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,从事实际操作的人…

  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价值,展现了自己,也终于真刀真枪下看清了自己,更成为一把标尺…

  人的生命本无意义,是学习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。应该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习惯和信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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